1999年9月17日华声月报

相比之下，“穷小子”朱朝辉的“飞黄”颇有几分悲壮 摄影/孙荣祥

媒体轰炸，前呼后拥，柯受良“飞黄”更像是做“秀”。 摄影/法满

“飞黄”成功后，朱朝辉与新娘王彩丽喜极而泣 摄影/孙荣祥

　　古往今来，谈论梦想的文章汗牛充栋，却可能没一篇谈论梦想之“穷富”的。梦想有“穷富”之分，既是指梦想的价值会因人的穷富而异，也可以指梦想本身也有“穷富”之分。

　　穷人梦想由富人实现

　　1997年6月1日，柯受良出尽了风头，因为他实现了驾驶汽车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的梦想。不过，当我们还在洗耳恭听中央台和风凰卫视主持人语无伦次，目睹他们莫名的激动表演。甚至比这更早一点的时候，柯受良就可能已经做着另一个梦想了，一个“空前”已定，却还要“绝后”的梦想。

　　一句话，事隔不久，人们就得知柯受良曾经吩咐，在他完成飞越黄河“壮举”后，三天之内必须把架在黄河岸边的跑道和接车台全部拆光。一个耗资相当可观、也曾万众瞩目的舞台--飞越黄河的跑道和接车台，确实很快被拆得不剩一块木头。

　　柯受良自然有权拆除跑道，但他这样做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更有“必要”。因为此前，中国摩托车队曾通过《北京青年报》宣布，他们将借用柯受良的跑道，驾摩托车飞越黄河。大陆摩托车手真要集体驾着摩托飞过黄河，那么柯受良飞黄河这件搞得极为隆重神圣有如“国家大事”的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真可能显得像小儿科的把戏--这太不严肃了。就冲这，该拆！

　　很多人知道柯受良飞黄河，但很少人知道，这一创意的发明者是中国摩托车队。

　　1991年，国家摩托车队教练秦克宁和手下曾提出以飞越长城的方式，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造势。但观念、体制的限制，尤其是穷得丁当响的现实，这一创意未能实现，反让柯受良在1992年抢先飞越了八达岭。这事让中国摩托车队大受刺激，此后，秦克宁又搞一个“中国摩托车精英集体飞越黄河的方案”。

　　既然柯受良已经可以凌驾长城之上，并被国内传媒大肆宣传报道成“爱国行动”，国家摩托车队飞黄河活动的意义自然也“不成问题”了。1994年4月15日，国家体委(现在体育总局的前身)正式批复同意举办这一活动(这样的活动为什么非要某些部门批准？)。当然，钱得摩托车队自己找，此后秦克宁等又开始新的一轮四处拉赞助、四处碰壁的过程。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赞助商，但赞助商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有影响大陆境外的特技车手共同实施这一计划。

　　中国摩托车队架不住一个“穷”字，也不知哪找合适的人选，最终还是通过香港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人(胡瓜？)，向那个曾刺激他们神经的柯受良转交了共飞黄河的建议信及资料。但柯受良没有复信，“有影响”的车手不愿共飞，没名气的中国摩托车手的创意就失去了商业价值，赞助自然又黄了。

　　穷人的梦想毫无商业价值，的确令人伤心。但最让中国摩托车界受不了的是，不复信的柯受良1995年9月18日跑到壶口考察地形了。虽然没有大陆摩托车手的创意，柯受良未必就想不出飞黄的点子，但要中国摩托车队咽下这口气也难，所以，当柯受良俨然被浮夸的传媒包装成“民族英雄”之时，受了大刺激的中国摩托车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通过《北京青年报》发表了要集体飞越黄河宣言。

　　柯受良这次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三天后跑道被拆得一干二净。

　　贫困破灭了中国摩托车队的梦想，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他们的梦想拿去大出风头。这就是梦想的价值因人的穷富而异的一个典型事例。

　　业余的圆了专业的梦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穷人的梦想都注定会破灭。

　　1999年6月20日，一个土生土长的“黄河娃”--山西吉县的农民朱朝辉，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驾驶摩托车飞越了黄河壶口天险，据报道，朱朝辉飞行的距离长达43米，不但超过了柯受良，而且还是硬着陆，其实不用说内行，但凡会骑自行车的都知道，这要比汽车飞越难度大得多。

　　山西吉县的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业余摩托车手，用事实证明了两年前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在技术上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在朱朝辉飞黄事件中，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一个比中国摩托车队更没名气，更没背景，也就是说更缺乏商业炒作价值的人，偏偏能够成功。说来这里面真是庄谐并出，而且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朱朝辉从小就喜欢骑摩托，柯受良飞越黄河那天他也到了现场。观摩柯受良飞黄的表演后，他曾悄悄对父亲说：“我骑摩托也能飞过去”，他不但这样想，而且事后还在柯受良飞黄的跑道上试车寻找感觉。

　　朱朝辉的家庭经济条件在山西吉县还算不错，虽然他父亲搭不起飞越黄河的跑道，但“赞助”他买辆旧赛车的能力还是有的。一门心思飞黄的朱朝辉确实有点天赋，他很快掌握了独轮单飞、手脚腾空、单手驾驶、倒立快行、180度调头许多高难动作。

　　技艺渐成，朱朝辉又抓住了几次展示车技的机会。

　　1998年9月19日，吉县黄河壶口国际旅游月开幕式上，他冒雨表演了腾空飞行，距离是29米：同年10月2 3日，他又在县城广场上表演飞行，这次跃过30米；1999年初，在生态环境游山西(吉县壶口)活动仪式上，朱朝辉又创造了35米的纪录。

　　不过，认真说来，朱朝辉最终能够成功，原因还是山西吉县太穷，这个县没什么资源，它最大的资源就是黄河天险的壶日瀑布，就座落在它的县境之内。事实上，这也是中共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上任数年中，连续举办6届“吉县黄河壶口国际旅游月活动”的原因。他在这些活动中，先后推出过一系列惊险的表演项目：河北姑娘杨云在瀑布上空走钢丝，天津张子强乘密封舱漂壶口……陈保堂显然希望这些玩儿命的活动能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广告，从而为吉县吸引大量游客。

　　柯受良飞越黄河后，陈保堂曾与中国摩托车队的徐保山、秦克宁一同策划飞黄行动。1998年，他们曾准备进入实际操作，但两名被邀请的车手索要的出场费太高--每人50万，他们付不起，这事又黄了。

　　对渴望飞黄的朱朝辉来说，这是天赐良机，这个不图钱也不怕死的小伙子找到了陈保堂，说一分钱没有他都愿意干。陈保堂看过朱朝辉的表演心里有底，决心促成其事。

　　陈保堂与朱朝辉为搭建跑道的经费折腾了一年，终于在吉县遇到愿意出钱的民营企业家刘效平。陈保堂大喜过望，立即召来朱朝辉共商大事。三人最后商定在1999年6月20日飞越黄河。至于赋予这一活动什么样的“伟大的意义”，这事已经很简单了，有现成的“葫芦”可以照着画瓢--柯受良飞黄，说是庆祝香港回归；他们就为摩托车飞黄定调为“庆祝澳门回归”。

　　陈保堂知道摩托车飞黄有一定的危险性，他没鲁莽行事，而是请来了秦克宁做朱朝辉的技术指导。尽管秦克宁年过花甲、身体有病，但那些伤心的经历促使他毅然来到吉县。生活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中国摩托车队的梦想，绕了一大圈，最后竟然要由一个业余车手来实现！

　　万幸的是，朱朝辉不但很勇敢，也很有运气。

　　6月20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在观众一片催命鬼般的“飞呀，快飞呀”的喊声中，朱朝辉上了跑道，飞过了黄河。他在硬着陆时，人车分离摔了出去，却没有受很大的伤。

　　刘效平那100万看来没白掏。事后有消息说，有两家企业要出资100万买下朱朝辉飞黄用的摩托车。刘效平表示，要把卖车所得款在吉县建一座希望小学。应该顺便记一笔，两年前柯受良也曾表示要在吉县修希望小学，这诺言兑现与否至今未见报道。

　　朱朝辉这次飞黄河，与柯受良飞黄河还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朝着黄河大磕其头。朱朝辉飞黄的前一天晚上，壶口地区电闪雷鸣。据说当地有许多农民偷偷把猪羊投向河里。只是不知此举究竟是祈求河神保佑朱朝辉？还是祈祷河神不要因为有人冒犯它而发怒。

　　“飞黄”负载过重

　　一个确实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两年前的柯受良，还是两年后的朱朝辉，他们飞越黄河的行动都使人产生了荒诞的感觉。曾有人质疑柯受良说，他的飞越黄河之举，意味着的不是别的，而是征服“母亲河”，是“大逆不道”之举。这种质疑从黄河的文化形象和特技表演的性质的冲突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两年后朱朝辉飞黄河，据说当时岸边数万观众齐唱《保卫黄河》。那么飞黄河到底是“征服”还是“保卫”？

　　其实，汽车也好，摩托也罢，不过是特技表演。但是刻意地选择表演的背景，却让它负载许多不相干的意义。而最滑稽的是，竟有那么多人、包括媒体跟着大唱赞歌，大声呛喝“某某意义”。这就是梦想之“穷富”的第二层意思，有些梦想看上去很精彩，其实内容极端的贫困，它反映的是越是精神贫困者，越容易拼命拔高行动的意义，乱贴标签，从而坠入一种滑稽可笑的境地，柯受良后来借助动力伞，飞到半空之中大唱卡拉OK，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简直像个小丑了。

　　说起来真该为朱朝辉庆幸，因为他这次飞黄，电视台的主持没有跑到黄河边再表演他们的语无伦次和莫名其妙的举动。这使得朱朝辉基本能够保持一个摩托车运动的爱好者的原始形象。

　　朱朝辉飞越黄河的出发点还是单纯的。他认为，柯受良驾汽车能过去，他驾摩托车也可以过去。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为此努力过也成功了，其实用不着画蛇添足，一个生性爱好冒险的人，为实现这种单纯的想法行动起来，他的运气不错，于是成功了，这种想法和行动都很单纯很真实，所以才有了点启示意义。胡乱贴签，不但会毁了这种单纯的意义，而且最终只能证明精神上的绝对贫困。

　　朱朝辉说他还要飞越澳门大桥，飞就飞吧，但千万不要与澳门回归胡乱扯在一起。

　　广东/赵牧